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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出席海南省综合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2019-09-18 07:23 来源:中国西藏

  刘赐贵出席海南省综合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临清市魏湾镇东辛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付春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  资料图:法尔考。

创城工作中,我市坚持宣传引导先行,通过组织党员进社区、开展文明主题活动、张贴文明公益广告、发放创城工作宣传手册和明白纸等形式,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社区居民的文明素养。  孩子学习一直很稳定,成绩也不错,他信心很足谢女士说,但自己心理依旧紧张,毕竟这是一场举足轻重的考试,想陪着走完这程。

  市妇联启动了寻找最美家庭好家风故事巡讲活动,组织最美家庭成员成立巡讲团,深入社区、学校、企业讲述家庭故事,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作者:张洪泉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与知名人口学者何亚福分别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呼吁适度推动移民政策改革,让更多的外国女性能够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以此来减少中国的“光棍危机”。

  2014年,徐付春任职期间,利用协助镇政府开展本村危房改造工作的便利条件,在明知本人不符合申领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条件的情况下,以其妻子的名义伪造危房改造手续,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万元,用于家庭开支。上世纪90年代清理遗址时,还发现过四五尊,和清河发现的螭首相似。

  通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此为戒,强化四个意识,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从源头入手,扎紧制度笼子,加强监督检查,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到基层,遏制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其中特等奖1名,奖金10000元并可签约纪念馆特聘设计师;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同样可签约纪念馆特聘设计师;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1000元。

  今天的高中生是幸运的。(记者孔祥雷王博)

  6年前的今天也是周日。

  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规范管理,把好监督关,依法提高为民服务水平,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据了解,江苏省纪委监委把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行为列为查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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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35万,创下2010年以来的新高。

  东阿县纪委给予李明师党内警告处分。而对老师的善意举动,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灵,踏实做人,认真学习,最终成才。

  

  刘赐贵出席海南省综合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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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配套少资本 污水厂成“晒太阳”工程
2019-09-18 作者: 记者 杨迪 吴瑞 关桂峰 叶健 陈国洲 秦华江采写 来源: 经济参考报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地采访时发现,尽管“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城镇污水管网配套不足、建设滞后仍旧是各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由此导致部分新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效益,尤其是一批新建的乡镇污水处理厂成为了“晒太阳”工程。

  配套管网建设滞后

  部分地区水污染问题仍较为突出,根据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的反馈意见,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受督察的七省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污水处理设施不足、污水直排或超标排放等现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城市还面临着配套管网建设滞后、老旧管网渗漏严重、设施提标改造需求迫切等突出问题,基础设施短板亟待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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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中,督察组发现:2016年末重庆市的54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有39座未按期建成,22个远郊区县没有建设污水处理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北京百善再生水厂因管网配套严重不足,2013年6月建成后长期闲置;上海市中心城区雨污混接导致每天约20万吨污水直排,对中心城区河道和长江口水质造成较大影响。

  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建设,我国城镇污水处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已达到2.17亿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2%,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85%。尽管如此,不同地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水平仍存在结构性差异:从全国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欠发达地区;从一省情况来看,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情况又远好于县城和建制镇。

  过去五年间,我国主要城市的污水地下管网新建、改建工作明显提速。但总体来看,我国城镇污水管网配套建设还处于“还账”阶段,省会、中心城市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一般县市,欠账问题比较严重。即使是在大城市,由于长期“重地上、轻地下”,一批新建污水处理厂因为管网不配套等原因“吃不饱”。

  重庆九曲河污水处理厂是2013年新建的大型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0万吨。然而,从2013年试运行至今,其实际处理水量仍然在每天2.5万吨左右。这样的情况在重庆其他几座新建污水厂都不同程度存在。比如,设计日处理3万吨的水土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量只有1.5万吨;重庆果园污水处理厂的实际处理量仅为5000吨-7000吨,不足处理能力的一半。

  “现在是污水处理能力等着管网建设往上走。”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军说,一般情况下,城市主管网建设随着公路同步建设,不存在大的问题,但二、三级管网的配套往往涉及土地征拆和众多利益相关方,污水处理能力受制于管网建设速度。

  近年来,国家对乡镇污水处理能力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地新修了一批乡镇污水处理设施,但乡镇管网建设相对城市更加落后,这些污水处理设施中,不少都面临成为“晒太阳”工程的风险。

  前不久的环保督察调查显示,重庆所有乡镇污水处理设施63%因工艺不合理等原因不能完全正常运行,而管网不配套是主要原因。四川省宜宾市共有168个乡镇,目前已建成生态模式为主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157个,占比达93%,但大部分因管网不配套或配套不完善,导致污水处理设施无法运行或运行不正常。

  2015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俗称“水十条”)中明确提出了“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因地制宜进行改造,2020年底前达到相应排放标准或再生利用要求”。今年2月公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再次提出,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倒逼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并在“十三五”末初步形成全国统一、全面覆盖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管体系。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应进一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大投入,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变,由“重水轻泥”向“泥水并重”转变,由“污水处理”向“再生利用”转变。

  记者梳理发现,“十三五”期间全国规划新增污水管网12.59万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规模5022万立方米/日,新增污泥无害化处置规模6.01万吨/日,新增再生水利用设施规模1505万立方米/日,在“十二五”末基础上分别增加42.5%、23.1%、160.7%、56.7%。据估算,设施总投资约5644亿元。

  老旧管网渗漏严重

  由于过去建设标准低、长期高负荷运转等原因,老旧城区管网“病害”问题突出。雨污混流、污水管错接到雨水管等现象,也加剧了污水直排现象。随着近年来各地管网改造向社区、企业等二、三级管网推进,改造难度也呈几何级增长。

  2015年,成都市水务局对成都中心城区2000年之前修建的1800公里污水管网做了一次检测排查,发现病害5000多处,主要表现为空洞、渗漏、塌陷等问题。也就是说,平均每公里有将近3处需要防治。

  记者在重庆、江苏、上海等地采访时也发现,老城区管网“病害”多,污水跑冒滴漏等现象非常普遍。重庆市建委城建处副处长古霞说,老城区管网配套原本就欠账多,再加上过去20年城市高速发展,一大批老旧房屋被推倒重建成摩天大楼,重庆主城区人口也增长到近千万,但地下污水管网却没有新增多少,老旧管网长期高压运行。

  基层干部反映,随着近年来各地管网改造向社区、企业等二、三级管网推进,改造难度呈几何级增长,尤其是老旧社区成了“啃不动”的硬骨头。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建设规划所所长林三忠告诉记者,老旧小区多是散居楼栋,没有小区物业,更没有维修基金,又不可能组织群众自筹资金改造管网,这加剧了地方财政负担,甚至超出了许多中西部城市可以承受的范围。

  此外,管网改造引发的社会治理难题也是许多老城区不可承受之重。老旧城区大多人口密集、道路交通拥堵,管网改造引起的道路开挖,对生产生活会带来很大影响。

  “十三五”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实现“提质增效”,需要继续加大对污水管网新建、改造的投入力度,并更多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和乡镇倾斜。成都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闫宝利说,管网建设点多面长,除了工程造价本身外,还涉及大量动迁工作,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层层配套,而西部地区越到基层配套能力越弱,希望国家的新增投入资金能更多向中小城市和乡镇倾斜。

  在进一步加大管网建设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应加大政府协调统筹力度,破解管网建设中的机制性难题。张军说,市政基础设施先行是城市建设基本原则,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协调机制,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先盖楼后通管网。各地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起规划、国土、城建、交通、市政等多部门参与的协调议事机制,将给排水、天然气、电信光缆、电力设施等都统筹起来。

  成都市水务局水域处处长郭浩说,目前各地有关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维护管理部门几乎都是分开的,造成“九龙治水”不相协调,且责任无法落实的问题,应加快城管体制改革,试点规、建、管相统一的模式。

  社会资本“有门难进”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主体责任在地方。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财力普遍吃紧。随着各地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融资模式,社会资本“加速快跑”进入污水处理领域,但社会资本想要真正“跨进门”,也面临着一些障碍。

  林三忠认为,各地必须要坚持“多条腿走路”,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时还需积极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基础设施金融贷款等多种模式,并引导投资逐步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事实上,污水处理等市政工程正是当前PPP的热门领域之一。近年来,因利好政策频出,我国环保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颇受资本市场青睐。社会资本“加速快跑”进入污水处理领域,有效弥补了当期财政投入的不足,但记者通过调研发现,社会资本想要真正“跨进门”,也面临着重重障碍。

  首先,一些地方的PPP项目暗藏“玻璃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变成了与地方国企、央企的合作,有悖于PPP的初衷。企业普遍反映,在PPP项目中,地方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参与者,最终还要充当“裁判员”。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国有企业来合作。

  “民营企业拿小项目容易,拿大项目难。”闫宝利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地方政府要考虑长远发展,因此更看重企业的社会责任。

  其次,投资回报偏低、盈利模式单一。记者从部分企业了解到,水务行业尽管收入稳定,但平均盈利水平并不高,总资产回报率约7%至8%;同时,开展PPP项目大量占用资金,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普遍较国有企业高,导致竞争力不足。

  第三,环保产业集中度低,存在无序竞争风险。上市企业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笠钧告诉记者,全国环保企业数量超过5万家,但2016年总产值不过4.5万亿元,平均每家不到1亿元,年收入超过3亿元的企业不足千分之八,92%的企业人员规模少于50人,集中度不高,存在着小而散、低价竞争等乱象。

  业内人士认为,产业加速发展将会逐步倒逼行业整合。“这两年说环保产业是蓝海,大家一窝蜂来做,污水偷排、处理不达标等问题就冒出来了。”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祖伟认为,现阶段我国环保水务市场发育不完善,缺少严格的监管体系,政府部门应加大对PPP项目的监管力度,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这也进一步要求政府明确自身在PPP项目中的定位:政府的职责在于规划、审批和监管;招投标、建设、运营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做。这已经是国外PPP比较成熟的经验。”李祖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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